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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普京会晤：这场中俄元首会谈预料将带来什么？
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BBC駐俄罗斯記者、BBC驻中国记者 图像来源，SERGEI BOBYLEV/SPUTNIK/KREMLIN POOL/EPA-EFE 图像加注文字， 普京和习近平（摄于去年）本周将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他首次访问莫斯科，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会谈。我们的俄罗斯事务编辑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和驻华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一直在思考双方都试图从会谈中获得什么，以及我们目前对两国关系的走向了解什么？ 向朋友寻求帮助的普京 BBC俄罗斯事务编辑 史蒂夫·罗森伯格（Steve Rosenberg） 想象一下，你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你发动了一场没有按计划进行的战争、你被全方位制裁。现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发出了逮捕令，而上面有你的名字。在这样的时刻，你需要一个朋友。习近平出现了。 Podcast End of Podcast习主席曾称普京总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威权主义领导人，都拥护没有美国主导的“多极世界”理念。 在莫斯科，他们预计将签署一项关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协议。 在克里姆林宫面临巨大国际压力之际，来自中国国家主席的国事访问是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明确支持信号。 而这背后的基石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普京正在建立他自己的集团。他不再信任西方，而且永远不会再信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认为。“因此普京正在寻找盟友，并试图使俄罗斯成为与中国、印度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共同堡垒的一部分。普京正在建立他的反西方世界。” 在这个“反西方世界”中，莫斯科严重依赖北京。在乌克兰战火继续的情况下，这种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战争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组织原则。有一种对于摧毁乌克兰的执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总结道。 “为此，你需要武器、金钱和经济生命线。中国已至少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部件和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民用技术，而且它肯定提供了资金。”为了反击西方制裁并提振俄罗斯经济，俄罗斯一直在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在能源领域。预计石油、天然气和能源管道将被列入“习普会”的议程之中。但是，你再次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普京：一年前，你和习近平宣称你们的伙伴关系“没有上限”，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你是否希望中国现在通过向俄罗斯援助致命武器并帮助莫斯科取得军事胜利以解决乌克兰问题？ 美国声称中国正在考虑这样做，但北京予以否认。 正如俄罗斯人常说的，“表达愿望不是坏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发生。如果去年有一件事能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中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确实也有限制。到目前为止，北京显然不愿向莫斯科提供直接军事援助，因为担心会引发西方对中国企业的二次制裁。就北京而言：对不起俄罗斯……中国的利益优先。 最近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有人非常直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在习主席访问莫斯科之前，这里的一些专家已经过度兴奋，甚至欣喜若狂。”军事专家米哈伊尔·霍达列诺克（Mikhail Khodarenok）指出。“但中国只能有一个盟友：中国自己。中国只能有一套利益：亲中国的利益。中国外交政策完全不包括利他主义。” 习近平向普京发出的信号只会有三种 BBC驻中国记者 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 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官方的说法是为了促进两个邻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两国政府表示它们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因此，他们会签署协议、共晋晚餐、在聚光灯前拍照。这种访问司空见惯，那么为什么大家格外关注此次访问呢？ 首先，这是世界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2023年拜访盟友，而后者恰恰是对欧洲另一个国家发动血腥入侵的人。许多分析人士都在思考，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上面临明显而屈辱性的失败，中国可能会如何做。中国政府称其是中立的。它会退后一步作壁上观，还是开始输送武器使俄军获得更大的优势？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后，他和普京也可能会谈点别的事，但所有的关注都将集中在乌克兰危机上。他向普京发出的信号只会有三种：是时候考虑做出一些挽回面子的妥协了、支持战争继续下去，甚至更努力地推进、中国领导人不提出任何意见 中国刚刚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它正踌躇满志地准备投身更多超越其国界的事务。这似乎使选项三不太可能。对于第一个选项，如果在伊朗和沙特达成协议后，北京能够再次宣称自己是全球和平缔造者，那么这将是最值得习近平骄傲的成就。该选项的主要问题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中国受益。 最悲观的选择是第二种，但有一种解读认为俄乌战争对北京的地缘政治战略起到作用。克里姆林宫正在与西方对抗，吞噬着北约的资源，而且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就越考验西方公众对更多冲突的胃口，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力攻台。北京方面的考虑可能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想要卷入另一场战争的人就越少。 中国政府声称的中立性也与该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不符。晚间电视新闻报道照搬了克里姆林宫的说法，用很大比例的报道来指责“西方”造成的“冲突”。它没有提及这是“战争”，更不用指望用“入侵”这样的字眼。 在公开场合，中国表示所有国家的主权（意指乌克兰）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其他国家（意指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尊重。然而，习近平正在访问的不是基辅，而是莫斯科。 因此，当习近平几天后离开莫斯科时，普京要么担心中国的支持会动摇，要么被来自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两名领导人之一的支持所鼓舞。行家们似乎倾向后者。BBC 发自我的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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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媒体曝光中国公派留学生“忠诚协议”，旅欧学人谈“ 告密文化”带到海外
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德国洪堡大学对学生们讲话。（2019年9月11日 赵楠旭 德国媒体近期曝光了中国公派留学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协议内容，协议要求公派留学生“不得从事有损祖国利益与安全的活动”，同时需要向大使馆汇报情况。瑞典等国媒体亦有发现此类协议的存在。媒体报道引发了欧洲政界和部分高校的关注，已有大学表态将停止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合作，批评人士指出此类协议的存在损害了大学自治以及言论、学术自由。 德国之声和德国媒体CORRECTIV联合进行的调查报道指，在德留学的中国公派留学生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监控，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学生需要签署协议，并有义务向中国大使馆汇报情况，违反协议者将受到处罚。该报道指，德国已有多所高校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建立了合作关系，一名签署协议的中国留学生表示，他不敢在德国参加示威活动，其他中国留学生也表示了对中国当局监控的恐惧。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是直属中国教育部管理的单位，负责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和外国公民来华留学的组织、资助、管理。目前大多数中国公派留学生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奖学金，奖学金涵盖海外高校录取的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有合作关系的海外院校录取中国公费留学生，全部费用由中方承担，不占用外方学校自身的科研经费，因此这种合作方式受到海外院校的欢迎，部分院校更提供专门名额录取中国公派留学生。近年来，中国公派留学生名额更多向理工科倾斜，更有欧洲院校发现部分中国学生具有军队院校背景，这增加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学生的疑虑。 留学生的担保协议 除德国外，瑞典等国也发现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签订的协议，一些大学因此终止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公派留学生与中国当局签订的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学业完成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奖学金获得者必须要有两名中国公民作为担保人，担保人应长期在中国境内居住，单次出国不得超过三个月，配偶不得作为担保人。如果奖学金获得者违反协议内容，担保人将承担连带责任。 协议还规定签署人在留学期间“不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留学期间应服从驻外使（领）馆的指导和管理”，定期汇报学习和研究进展。签署人在毕业返回中国服务两年期满，这份协议才算履行完毕。 协议要求奖学金获得者不得无故中断学业，否则居住在国内的担保人将承担赔偿责任。今年年初，瑞典隆德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因学术表现不佳，校方建议停止学业，而该留学生因与中国当局签署协议，担忧中断学业会让家人惹上麻烦，协议内容因此曝光。瑞典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等知名高校在瑞典媒体报道后声明未来将结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合作。 居住在德国的政治学者张俊华上世纪80年代到德国留学，张俊华表示邓小平执政时代中国留学生回国比例较低，相对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而言，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心胸较为开阔。 “邓小平心胸就比较开阔一些，他早就说过，哪怕你1%的人回来，就对中国多少是有好处的。但是习近平的想法就不一样。习近平想法就是说必须保证出去一个回来一个，是我出钱的，出现了这种写保证书的现象。 这个保证书不仅要自己担保，同时还要家里的人一起担保等等，更是中国的黑社会传统、共产党的地下党特点，可以说直接有关联的。” 荷兰的中国留学生Emma表示，留学生与中国当局签订奖学金相关的协议并非新鲜事。Emma表示，她担心签订协议后自身会受到一些限制，而没有选择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Emma说，一旦协议签订就意味着必须听从中国当局的指挥，国外院校也有中国公费留学生窃取技术的担忧，特别是在跨学科研究，留学生有可能接触到更多领域的信息，泄密的风险更大。 Emma：“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自己留学出来的学生，当时我可能也有公费留学的选项，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做卖身契，意味着对面付了你所有的钱，但是你之后做的所有事情，你也得对对方负责。这个就被认为是卖身契，不然对面可以随时给你切断，甚至有些情况下你是要赔款的。” “告密文化”带到海外 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加强了在高校的意识形态管控，一些教师因为在课堂内或社交网站上表达个人观点遭到举报而被调离教学岗位乃至革职。胡温时代因观点不同动辄举报的行为曾长期被人不齿，近年来高校学生信息员制度再度“发扬光大”。 自去年中共二十大以来，中国国内出现多起罕见的抗议活动。从推特用户彭载舟在北京海淀四通桥打出反习横幅引发强烈震撼，到中国各大城市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均有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响应。尽管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处于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留学生指“小粉红”举报的风险无处不在，很多人仍然担忧身份泄露导致国内家人成为当局的报复对象。 留学生Emma表示，“小粉红”留学生将中国的“告密文化”带到海外引发的寒蝉效应已经相当明显，中国公费留学生也有可能被鼓励举报他人，导致留学生群体内人际关系缺乏信任，参加抗议活动者担心被“钓鱼”。在课堂上，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生在课堂发言或表达观点时担心更多。 “我自己在传媒课上面，讨论到中国的审核制度问题，我只是很客观公正的讲一讲，立刻就有中国留学生出来以非常激烈的态度驳斥我，态度激烈到非常接近情绪发泄，然后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道德指责，而不是常规学术讨论了。然后我因此就感到很不安全，即使他不一定是背后会举报我的人，我立刻跟老师讲，这个情况让我感到不安全，以至于老师在下节课上讲，你们每一个学生在课堂里面发言，就必须只留在课堂里面。谁再敢对外传播，尤其敢对于大使馆传播的话，我们学校会采取措施，一直要到这种程度。” 张俊华在德国和法国高校有多年任教的经历，他对美国之音分享了与中国留学生交流的个人经历。张俊华说，大多普通的留学生可以轻松交谈，往往交流的话题也不受限制，而奖学金对个人自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牵制，更有中国公费留学生在威胁向学校举报其言论。 张俊华表示：“有一次讲课的时候呢，有三个中国女学生。 那个时候就我讲世界政治，其实也多少也讲到了中国政治，其中讲到中国的特供制。 三位女学生当中的其中一位就站起来，跟我说张教授，我是共产党员，你说的东西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你有没有证据来证明你的东西。我说可以，我可以提供给你，第二天呢，我是提供给他们了。后来其他两个学生也跟我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三个都是共产党员。 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这三个都是从使馆得到的奖学金。” 张俊华补充说：“既然是使馆教育处主管他们，那么使馆教育处肯定也对他们有一定政治上的要求，那么在他们政治上的要求，就在我的课堂上体现出来了，这个对所谓“反华”言行就要做抵制，这就是他们做的一种表现，而其中一个更糟糕，最后还跑到学校去告我的状。当然在西方大学这种告状不像中国的大学。” 技术泄密的担忧 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于中国学生的签证审核开始收紧，对于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行政审查更加严格，来自中国国防军事院校的学生赴美留学签证被大量拒签。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学生签证政策较为宽松，不少知名高校仍向中国学生敞开大门。 德国之声和媒体CORRECTIV在去年的调查报道还显示，自2000年年初到2022年2月，欧洲高校和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学者之间展开近3000个合作项目，这项调查的焦点指向中国军方的最高学府——国防科技大学，其中大约2200份发表论文有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参与。 报道指出，2020年以来中国学者申请德国签证需要经过背景调查，不过这一背景调查流于形式，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具有军民两用性质，处于“灰色地带”。 居住在德国的学者张俊华表示，中共目前仍然没有摆脱“地下党”的性质，官方可以将具有军事院校背景的学者可能包装成普通院校的学者送往国外。 “中国打的情报战和间谍战一直是用群众战争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什么叫群众战争？就是把每一个中国公民都看成可能为我们这个情报工作的对象，不管你是哪个领域的。” 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在2017年开始实施，该法律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VOA 发自我的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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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杨继绳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于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价集团掌握了改革成里的分配权， 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 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阴止民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服众的。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任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 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环境的局限。 发自我的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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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和普大帝还能合伙吗？
去还是不去？握不握手？一个世界级难题！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3月17日，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第二预审分庭以“战争罪”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普京任命的俄罗斯联邦儿童事务代表玛丽亚·利沃瓦-贝洛娃发出公开逮捕令。 现在，普大帝已经是名正言顺的战争罪犯了。美欧等国家领导人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代表令表示了支持。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是根据2002年7月1号开始生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立的，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反人道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的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设有18位法官，1个检察官办事处，1个预审庭，1个审判庭和1个上诉庭。18位法官由缔约国提名，经选举产生。 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共有123个缔约国。俄罗斯不是缔约国，所以国际法院不能到莫斯科去抓捕普京，但所有123个缔约国，甚至非缔约国，都可以依据逮捕令抓捕他。特别是在三次联合国大会表决中谴责俄罗斯侵略的那141个国家，肯定会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生效的法律裁决书。前南联盟米洛舍维奇等领导人就是由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逮捕并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然后全都死在狱中。 泽连斯基当天的视频讲话中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乌克兰总检察长科斯廷说：“今后国际领导人在与普京握手之前会三思而后行。” 乌克兰领导人提到了一个非常尖锐而现实的问题：还能不能和战争罪犯见面握手，特别是，还能不能说和普京是伙伴。和罪犯合伙是什么？谁都知道，在法律上叫共犯！！ 那么，出发消息公布了，机票都买好了，还去不去呢？真的要当共犯吗？还是藐视海牙国际法院，藐视联合国，藐视123个缔约国？是硬去还是三思而行？估计有点儿懵，措手不及！ 发自我的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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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雷利：歐盟認為對普京發出逮捕令的決定是問責進程的開始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資料圖片 © 路透社圖片 作者：弗林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3月19日通過聲明表示，“國際刑事法院的決定標誌著問責過程的開始，讓俄羅斯領導人對他們在烏克蘭犯下的暴行負責”。國際刑事法院17日向普京發出逮捕令。法官認為，普京對發生在烏克蘭被佔領土上的戰爭罪行負有個人刑事責任。 博雷利在周日發表的聲明中指出：“歐盟注意到國際刑事法院第二預審分庭決定對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和總統辦公室兒童權利專員瑪麗亞·利沃瓦-貝洛娃發出逮捕令，指控他們在烏克蘭局勢中犯有非法驅逐和非法轉移兒童的罪行。” 博雷利表示：“正如歐盟成員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2022年12月15日所強調的那樣，歐盟歡迎並鼓勵進一步努力確保充分追究與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有關的戰爭罪和其他最嚴重罪行。” 博雷利表示：“歐盟認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決定是問責進程的開始，讓俄羅斯領導人對他們在烏克蘭命令、促成或實施的罪行和暴行負責。歐盟還表示支持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在烏克蘭進行的調查，並呼籲所有締約國給予充分合作。” 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對受到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指控的人具有管轄權。該法院是由1998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設立，俄羅斯和烏克蘭均不是該條約的締約國。據了解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都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約束，包括所有歐盟成員國。 德司法部長：若普京進入德國領土，對他的逮捕令將被執行 德國司法部長佈施曼（Marco Buschmann）在《圖片報》3月18日刊登的專訪中表示，如果俄羅斯總統普京進入德國領土，國際刑事法院對他發出的逮捕令將被執行。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週六稍早在東京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新聞發布會時表示，“國際刑事法院是調查戰爭罪行的正確機構”，並指“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這一點正在變得清晰。” 國際刑事法院17日向俄總統普京發出逮捕令。法官認為，普京對發生在烏克蘭被佔領土上的戰爭罪行負有個人刑事責任。依照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的申請，該院第二預審分庭週五向普京發出逮捕令。當天，第二預審分庭同樣向俄羅斯兒童權利專員貝洛娃（Maria Lvova-Belova）發出逮捕令，認為兩人均對“從烏克蘭被佔領土向俄羅斯非法驅逐和轉移人口（兒童）的戰爭罪行負有責任。” 國際刑事法院是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對受到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指控的人具有管轄權。該法院是由1998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設立，而俄羅斯和烏克蘭均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締約國。 朔爾茨週六對普京被發出逮捕令事件向媒體表示：“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和秩序之上。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法原則。事實上，眾所周知，國際刑事法院也是一個重要機構，也是從國際條約中獲得授權的。”朔爾茨還告訴記者稱：“再次非常明確：國際刑事法院是調查戰爭罪行的正確機構。多年來，我們一直關注它，並始終確保它具有應有的重要性。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這一點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楚。 ” 德國《圖片報》記者在採訪中提及朔爾茨就“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發言，並問道“普京現在必須預計在國外旅行時被逮捕嗎？” 布施曼回答說：“我預計國際刑事法院將迅速與國際刑警組織以及各締約國聯繫，要求他們執行法律。” 布施曼補充說：“如果普京進入德國領土，德國將有義務逮捕普京並將他移交給國際刑事法院。” 與俄羅斯不同，德國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現有締約國之一。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國際法教授馬塞爾·考（Marcel Kau ）同意這個觀點。 馬塞爾·考認為海牙的逮捕令是“一項嚴厲的措施，具有深遠的法律意義，而且，就普京的行動自由而言具有實際後果”。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都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約束，包括所有歐盟成員國。馬塞爾·考補充說：“國際法上有越來越多的說法，非條約國也可能有義務將被告引渡到海牙”。他還談到：“即使你要邀請普京到歐盟進行和談，你也必須在法律上免除他的逮捕令” 。報導指，無論如何，更有可能的是，普京永遠不會再自願踏上西方的土地。 據塔斯社報導，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主席巴斯特金（ Alexander Bastrykin ）在一份聲明中說，他要求對德國司法部長關於在德國境內逮捕俄羅斯公民的聲明提供法律評估。該聲明稱：“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主席已責成其中央辦公室在正在進行的檢查框架內，對德國司法部長關於履行國際刑事法院在德國境內逮捕俄羅斯公民的非法要求的聲明提供必要的法律評估。”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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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懲罰性關稅下，澳大利亞葡萄酒行業陷入危機
CLAIRE FU, DAISUKE WAKABAYASHI, ADAM FERGUSON 毛偌·特拉瓦廖內經營的葡萄園，他的父母來自意大利釀酒世家，20世紀60年代在南澳大利亞買下了一個小果園。多年來，中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的需求曾似乎永無止境。中國飲酒者如此喜愛來自澳洲酒體飽滿的紅葡萄酒，以至於許多葡萄園把它們種植的白葡萄換成了顏色更深的品種。葡萄酒廠甚至恢復了使用軟木塞——而不是更方便的螺旋蓋——封瓶，就因為中國消費者喜歡。但後來，一切都完了。2020年4月，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莫里森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中國政府非常憤怒，譴責那是推卸防疫責任的“政治操弄”，並動用了本國巨大的經濟實力予以回應。中國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徵收了懲罰性關稅，後者最大的海外市場幾乎立刻消失。徵收關稅後的2021年，澳大利亞出口中國的葡萄酒銷售額暴跌了97%。當地酒廠的儲罐裡裝滿了賣不出去的設拉子和赤霞珠葡萄酒，壓低了紅葡萄的價格。 澳大利亞的葡萄種植者仍在蒙受損失。今年對紅酒的需求更低。他們面臨選擇，要么虧本出售葡萄，要么不採摘，將成本降至最低。像毛偌·特拉瓦廖內這樣的葡萄種植者甚至對自己家族企業的未來產生了懷疑。特拉瓦廖內53公頃的葡萄園在阿德萊德郊外，位於澳大利亞河地產區，自從關稅生效以來，他一直沒有生產任何批髮用紅酒。去年，他將自己種植的紅葡萄賣給了其他酒莊，儘管勉強夠本，但還是讓他感到幸運。“每天都是一場鬥爭，”特拉瓦廖內說，“讓人不得不認真考慮：繼續幹下去值得嗎？”自從他父母1966年在南澳大利亞州的鄉村小鎮懷克里買下了一個小果園以來，他和家人一直住在那裡。 中國剛開放市場時，北京曾把准入當作胡蘿蔔。現在中國經濟已穩居世界第二，失去有14億消費者的中國市場的威脅已是沒有哪個國家或行業承受得了的大棒。中國通過阻止進口台灣的菠蘿、蘋果和魚對台灣施加政治壓力。立陶宛向台灣示好後，中國對這個波羅的海國家實施了非正式的貿易封鎖。近幾個月來，中國已在外交上採取了更為溫和的態度，激發了澳中貿易關係可能會得到改善的樂觀情緒。去年11月，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20國集團會議上舉行了會晤。一個月後，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成為四年來首位訪問中國的澳洲高級外交官。雙方同意就貿易問題啟動對話。 但仍有許多糾紛需要解決。澳大利亞呼籲開展新冠溯源調查後不久，中國商務部對澳大利亞是否人為壓低價格向中國傾銷葡萄酒啟動了一項調查。2021年3月，中國對裝入2升及以下容器的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徵收高達218%的反傾銷稅，徵收期限五年。懲罰性措施並沒有就此結束。雖然沒有對大容器運往中國後再進行分裝的紅葡萄酒徵收反傾銷稅，但澳大利亞農場主說，他們的貨物經常在中國港口滯留好幾個月，無法清關。中國還禁止從澳大利亞進口煤炭大麥、棉花龍蝦等其他產品。 中國曾是澳大利亞葡萄酒的最大買家，佔澳洲葡萄酒出口的40%，但現在的購買額已降到了第23位，排在瑞典和菲律賓等國之後。這對澳洲葡萄酒行業來說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因為自從2015年中澳兩國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後，該行業已對優先事項進行了重新調整。據澳大利亞葡萄酒協會的數字，由於中國購買的澳大利亞葡萄酒約95%是紅酒，河地產區的種植者已在過去十年裡將赤霞珠、設拉子和梅洛葡萄品種的種植面積增加了近650公頃，儘管用於葡萄種植的土地總面積有所減少。“我們受到了中國的誘惑，”蒂姆·惠特斯通說，他是南澳州立法院代表河地的議員，這是該國最大的葡萄產區。他估計河地產區今年有一半紅葡萄不會被採摘出售。“我們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中國籃子裡了，現在反被咬了一口，”惠特斯通說。妮基·帕蘭是一頭扎進中國市場的澳大利亞釀酒師之一。她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從2014年開始將瓶裝葡萄酒銷往中國，生意最好時銷量曾達到每年逾200萬瓶，約佔她業務的90%。徵收關稅後，她的生意消失了。 她嘗試過不受關稅影響的產品。最初，她製造過伏特加和白蘭地等烈酒，甚至嘗試過製造西柚氣泡水，但這些產品都賣得不好。澳大利亞為遏制新冠病毒採取了禁足措施後，她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待在家裡很難兜攬新生意。最終，她在墨爾本開了一家品酒室，將銷售重點轉向澳大利亞國內。現在，她的大部分銷售額都來自國內。她說，她一直在尋找其他海外市場，“但沒有一個市場能在數量上取代中國。” 儘管發生了這一切，她還是認為問題不在中國，而是澳大利亞的上任政府缺少嫻熟的外交手段。“我們公開羞辱中國，在我看來，我們不該那樣做，”她說。澳大利亞的痛苦仍在加深。企業集團美譽酒業已告訴它在河地產區的合作葡萄園，今年生產更多的紅酒只會進一步壓低明年紅葡萄的價格。 美譽酒業表示，公司將不按照一份多年合同購買更多的紅葡萄，而是要解決供過於求的問題，公司會付錢給“封存”葡萄園的種植者，讓他們將葡萄藤置於休眠狀態，今年不生產葡萄出售。美譽酒業還提出付錢給種植者，讓他們將紅葡萄藤換回白葡萄藤。CCW合作社的商業經理梅蘭妮·卡爾加斯說，她以前從未聽說到過這種建議，該合作社由河地產區的大約500名葡萄種植者組成。“這些都不是有利可圖的選擇，更像是停滯不前的選擇，”合作社成員威爾·斯文斯特德說，他在河地的歐弗蘭德角擁有一個種植園。斯文斯特德選擇了不採摘他種的紅葡萄。他說這很令人失望，因為他在過去五年里為滿足中國市場的需求在種植設拉子品種上投入了大量資金。但與該地區其他農場主相比，他的日子好過點，因為他還有種植西瓜的生意，他說。經營農場從來都不輕鬆，容易受繁榮與蕭條交替循環的影響。但種葡萄是特拉瓦廖內註定要從事的事業。他的父母出生於意大利葡萄酒釀造世家，在20世紀50年代來到澳大利亞。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會接管家族農場。 但現在55歲的特拉瓦廖內正在重新考慮這是不是他想讓孩子們過的生活。關稅並不是唯一的挑戰。今年雨季的降雨不同尋常地多，導致附近的墨累河出現氾濫，潮濕增加了農作物病害的風險。肥料、運輸和其他經營費用的成本也在增加。他兒子表示對釀酒感興趣後，特拉瓦廖內反而鼓勵兒子去探索其他職業。他兒子明年將在大學讀機械工程學。 “這讓人很傷心，”特拉瓦廖內說。“很難鼓勵年輕一代進入這個行業。”最近，他得知他的鄰居決定退出行業，這名鄰居是第三代葡萄種植者，已將農場上市出售。特拉瓦廖內說，就連退出這個行業也不容易，因為有許多正在出售的葡萄園，但沒有買家。“如果這種情況再持續兩三年的話，許多種植者就會退出，一走了之，”他說。“沒有指望了。” 相關報導 Claire Fu在首爾為《紐約時報》報導中國大陸的新聞。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fu_claire。 Daisuke Wakabayashi是時報駐亞洲商業記者，常駐首爾。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daiwaka。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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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法学院都疯了吗？联邦法官邓肯遭奇耻大辱
作者|阿球 作為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庭法官的鄧肯，從來沒有想到，才51歲就當上終身製的聯邦法官，人生一直順風順水且如今備受社會尊重的他，有一天會在精英云集，號稱像牙塔的大學校園裡，遭受到奇恥大辱！而這一切的緣起，還要從斯坦福大學校長拉維尼和該校的法學院長馬丁內斯的一封信說起——在這份致信裡，拉維尼和馬丁內斯誠摯的邀請鄧肯前往斯坦福大學法學院進行演講。 美國斯坦福大學雖然不是美國常青藤盟校之一，卻培養出了谷歌、雅虎、惠普和耐克等企業的創始人。在全美乃是響噹噹的頂流名校，而該校的法學院雖然沒有那麼出彩，可能夠在斯坦福大學就讀和教書的師生，自然也是美國精英一流。收到邀請的鄧肯，自然倍感榮耀，應邀而去。 可接下來的事情，卻讓鄧肯出乎意料。3月9日，鄧肯進入了事先準備的演講教室。而根據往常規矩，會有一位法學院教授，為鄧肯的到來致以歡迎辭。可意外發生了，斯坦福法學院鄭重其事派出致辭的副院長蒂連.斯坦巴赫（Tirien Steinbach）卻沒有按照慣例有簡短且尊重的歡迎辭迎接鄧肯，反而用上了“議事杯葛”的手段進行變相抵制和侮辱——她進行了大量冗長、自由、多元和進步的演講。站在一旁的鄧肯手足無措，他沒有想到斯坦福大學邀請他來進行了演講，卻竟然會用上這種手段。 然而，鄧肯的面色只是垮了下去，並沒有拂袖而去，可更離譜的事情發生了。在教室內的學生們，竟然對空虛、乏味但政治正確的斯坦巴赫的冗長杯葛演講，報以了熱烈的掌聲，尤其是在斯坦巴赫大肆攻擊和反對保守派主義的時候。而在教室之外，還有整整三分之一的斯坦福法學院學生，站在走廊之上大聲抗議，乃至大聲怒噴鄧肯。 最尷尬的是，抗議者裡面，就有邀請鄧肯來演講的該院院長馬丁內斯，所治學系的50名學生——這個學系一共只有60名學生。在場的所有人都知道，鄧肯這位第五巡迴法庭的法官，是特朗普任命的，是“保守派裡的保守派”，是極左翼“司法覺醒派”的絕對“敵手”。 因此，在場的許多學生，隨著反對保守主義的氣氛逐漸熱烈，他們開始向鄧肯起哄、噓聲、嘲諷和激進的反對。甚至，有讓開始對鄧肯大聲侮辱謾罵！面對這荒唐的一幕，就算鄧肯氣量再好，也無法忍受了。他怒斥斯坦福法學院的起哄師生們“是一群傻瓜”、“偽君子”、“惡霸”還有“極不文明的行為”。說實話，鄧肯沒有徹底發表，已經很有涵養了。 因為對於鄧肯來說，被斯坦福大學邀請，雖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但也就是屬於“錦上添花”的那種榮耀而已。畢竟在美國司法系統的地位裡，聯邦上訴法庭的法官，是僅次於聯邦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和副大法官的存在，而且同樣是終身製的——聯邦法官同樣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核准便可通過，在程序上跟聯邦大法官是一樣的。 權柄雖然沒有各州總檢察長大，但無論是社會還是司法界的地位，其實都還要高上一點。所以，鄧肯只要不犯罪，不犯錯，他就能榮耀終身。而如今，莫名其妙的被人圍攻侮辱，甚至大肆怒斥，換誰也忍不住氣。這件荒唐非常的事兒，也因此登上了全美媒體的新聞。 在鄧肯要求道歉的情況下，斯坦福大學頓時壓力山大，知道理虧的斯坦福大學校長和該校法院院長，也就是拉維尼和馬丁內斯，連忙在本週一（3月13日）選擇了向鄧肯致歉，而這一天已經距離事發過去了4天。可斯坦福大學的官方選擇了道歉，可該校的學生們卻對學校的態度，大為不滿。 他們要求學校立即收回道歉，並強調應該尊重和守護本校師生們的“反對言論自由權”因為“反對言論是言論的自由”，並且質問“對我們的道歉又在哪”。講道理，斯坦福大學邀請鄧肯來演講，鄧肯應邀而來，結果不僅杯葛不給演講，教室內外還大聲抗議，黑板上都是抗議的橫幅，更有人大聲侮辱謾罵…… 姑且不說，這事兒是不是正常人能幹出來的，但給人道歉有問題嗎？不該道歉嗎？而斯坦福大學針對鄧肯的這一幕，其實是美國大學“極化”的冰山一角。如今美國大學從校方到學生，再到大部分老師，都已經成了“左翼或者極左翼”的擁躉，甚至如果有師生髮出反對左翼“政治正確”的言論，就會輕則被休學停職，重則退學開除——譬如說“性別只分男女”，這就是反對“性少數族群”，屬於絕對的政治不正確。 而這很難想像，會發生在過去的美國大學校園裡——美國大學提倡“學校自治”，師生都是自治的一員，因此推崇“自由氛圍”，所謂“包容並蓄，協和進步”，這也是為何美國最頂流的常青藤盟校，會被全球追捧的原因。可如今，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校園氛圍，卻成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這種學校氛圍之下，也難怪以“理智和邏輯”為聞名的斯坦福法學院，竟也會上演這荒唐的一幕。美國的衰落，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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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普京的手应该三思而行
普京突訪遭俄國吞併八年多的克里米亞之後，3月19日更以侵略軍總司令的姿態進入烏克蘭城市馬里烏波爾。不過是在夜晚，從克里米亞乘作直升機趁著夜黑，偷偷飛抵這座幾個月前被俄軍夷為平地，被視為“死亡和毀滅”代名詞的城市。波蘭駐法大使周日對法國媒體LCI表示，“普京在烏克蘭!他必須交出這片領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20日至22日訪問俄羅斯。 © SPUTNIK / REUTERS 大赦國際秘書長阿涅斯·卡拉馬德博士表示： “弗拉基米爾-普京現在正式成為通緝犯，國際社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直到他被逮捕並被繩之以法”。世界報分析，有了這個逮捕令，普京未來到世界某些地方旅行的絕對難度將加大。有的分析人士指出，南非主辦的金磚國峰會或許是一個觀察點。 普京在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捉拿次日，在老朋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莫斯科前夕突訪佔領區，是為了蔑視國際刑事法院逮捕令？還是一如網友所指要給習近平增加一份壓力：俄羅斯不相信眼淚，老朋友，你不害怕的話，來吧，我們握手! 普京19日發表長文，歡迎“我們關係最親密的老朋友”習近平來訪，普京引用孔子的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普京抨擊“由西方挑起並極力推波助瀾的烏克蘭危機”，稱讚俄中兩國“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同舟共濟”。 法國世界報援引烏克蘭總檢察長安德里-科斯廷的話說，“現在，世界領導人在與他握手或與普京在談判桌上坐下來之前都會三思而行”。這雙下令俄軍侵略烏克蘭，不分軍民狂轟濫炸，流放一萬多名烏克蘭兒童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習近平當然不害怕與普京握手。習近平第三次連任國家主席之後的首次外訪，就選中了莫斯科。幾個小時後，兩人的雙手會緊緊握在一起。普京遭國際刑事法院通緝前，中方已向國際社會放出空氣，二十大得到晉升的前外長王毅，數日前在克里姆林宮拜會普京時說：“中俄關係穩如泰山”，國際刑事法院通緝普京後，新華社這兩天接連發表評論，連續重複“中俄關係成熟堅韌、穩如泰山”，“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擾和挑撥”。 美國等國一直懷疑中方准備向俄羅斯提供武器，一些媒體甚至報導中國的無人機等軍事裝備已經出現在烏克蘭的俄軍手中。新華社大約想為習近平擺脫任何懷疑他幫助普京助戰的嫌疑，稱習近平此行是為了推動中俄關係持續發展。稱烏克蘭危機不是中國造成，“解決烏克蘭危機的鑰匙不在中國手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追問下，稱習近平訪俄是為了“和平”而去，中方對俄烏戰爭本著“勸和促談”的一貫原則。 俄羅斯發動的烏克蘭侵略戰爭已經過了整整一年，俄軍佔領的烏東地區還在血戰，以“中立”自居的北京，至今未譴責這一侵略戰爭，至今拒絕參與國際社會任何形式的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製裁。而且大量購買俄羅斯原油和天然氣，支撐俄羅斯搖搖欲墜的經濟。侵烏戰爭發動前，普京專程訪問北京，與習近平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中俄合作無上限，普京走後不多幾天，俄軍進入烏克蘭。外界一直有個疑問：習近平被普京蒙在鼓裡，還是與普京暗通聲氣？ 有分析指出，中立的角色中方就不要扮演了，不要再把“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掛在口上了。中國明顯地偏向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進入關鍵階段，俄羅斯在戰場連遭重挫背景下，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後首次出訪選擇去俄羅斯，表明習近平“初心不改”，對這位“老朋友”難捨難離。 普京的軍隊還在烏克蘭繼續蹂躪，普京已被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無疑，對這位“國際棄兒”，習近平的來訪如同雪中送炭。國際上有一種期望：習近平能本著和平的精神，說服莫斯科退出佔領區。習近平願意這樣做嗎？ 根據法新社報導，莫斯科早已迫不及待公佈了習近平到訪的議程，最重要的是要開創“俄中新時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俄中新時代？這個以血屠車臣而耀武揚威的普京，他的理想就是恢復“大俄羅斯榮光”，以幫助俄裔的名義，發動對格魯吉亞戰爭，吞併烏克蘭克里米亞，鼓動摩托維亞和烏東騷亂，最後，終於擔心在有生之年不能實現“大俄羅斯榮光”，侵略烏克蘭全境，只是這次的侵略並不順利，俄軍把馬里烏波爾炸得稀巴爛，在布查等地公然屠殺大批平民，然而，烏克蘭人不肯屈服，不肯屈服的烏克蘭人獲得國際社會尊重，發誓要收復全部國土。 十分孤立的普京，拉上了習近平，要搞一個“俄中新時代” !中國領導人或許應該聽一下烏克蘭總檢察長安德里-科斯廷週六發出的警告：世界領導人在與他握手之前應三思而行! 作者：安德烈 同一主題：習近平赴俄為虎作倀或是和平使者/ 國際刑事法院通緝的國家元首在普京之前有誰？ 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拘捕令被認為是里程碑事件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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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邁可：駐華記者的共同挑戰，在不信任外界的中國如何報導真相
林楓 前CNN北京分社社長，《報導中國》一書作者齊邁可(Mike Chinoy)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林楓視頻採訪。（視頻截圖，2023年3月14日） 曾在1987年至1995年擔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首任北京分社社長的齊邁可(Mike Chinoy)日前出版新書《報導中國：在人民共和國的美國記者口述歷史》 (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該書通過對100多位曾報導過中國的美國新聞記者的採訪，講述自1945年中國國共內戰直到當下這70多年來美國媒體對中國報導的變遷。 齊邁可在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期間全程報導了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6月4日凌晨北京當局對示威學生和民眾的血腥鎮壓，並因此獲得了CableACE、杜邦和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他目前是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齊邁可在《報導中國》一書中說，幾乎所有曾經報導中國的外國記者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共同的挑戰—在一個龐大而復雜、歷史悠久且對外界不信任的國家裡尋找真相。他寫道，“這個國家長期以來不信任外來者，有著一個秘密且專制的政治制度，對新聞記者深度懷疑，而且毫無顧忌地故意撒謊或扭曲現實以適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需要。” 齊邁可也表示，如何應對中國一直是美國一個重要且爭議不斷的問題，美中關係從二戰中的盟友到冷戰時的敵人，從聯手應對蘇聯到擁抱市場的“可愛共產主義者”，再到崛起的經濟超級大國和戰略競爭對手。在這些起起伏伏當中，美國的新聞記者深刻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以及歷屆美國政府的政策。此外，由於美國新聞機構的全球影響力，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也塑造了整個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美國之音就這本書專訪了齊邁可。他表示，他希望通過這本書讓觀眾和讀者了解美國的新聞記者是如何在面臨巨大困難和艱鉅挑戰下發掘中國的新聞線索，並最終將其呈現出來。他說，講述出這些幕後的故事不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的理解，而且有助於他們在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報導時思考評估其所讀到的和所看到的內容。 齊邁可說，隨著近年來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困難，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當局驅逐了一批美國主流大報的記者，並通過官媒不斷抹黑外國記者，將他們形容為間諜、敵人或反華分子。 由於習近平主政的十年里中國政治環境的惡化，很多美國新聞機構不得不將記者撤離，他們只能從台北、首爾甚至是紐約報導中國。這與1949年中共贏得內戰奪取在大陸政權後的情形何其相似，當時很多美國記者撤離中國大陸，只能從外部觀察中國。齊邁可認為，這種狀況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記者無法與民眾交談，對中國的報導將更多地聚焦在高層政治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對中國的報導中人性色彩的缺失。但他否認美國記者是帶著反華議程來到中國的，他們並非帶有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偏見，有的僅僅是作為記者的天性對事物抱有懷疑的態度，不屈服權威，這與共產黨的新聞觀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他說，新聞記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給黑暗之處帶去光明，追究強權的責任，公開強大利益集團不希望被公開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政府不喜歡新聞媒體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維護新聞自由是一場持久的鬥爭。 齊邁可也否認美國記者對中國高層的報導是得益於中共內鬥或者是有人向外媒洩露了一些機密內部文件。他說，《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對溫家寶家族隱秘財富的報導和前彭博社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習近平家人財富的報導都是源自於記者對公開信息的發掘，而非政治對手的爆料。以下是本次專訪的主要內容。 記者：請您首先介紹一下您寫這本書的初衷？ 齊邁可：《報導中國》是根據我對100多位為美國媒體報導中國的人士的採訪寫成的，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共內戰期間開始，一直到今天。這本書的前提是，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許多人對中國的了解大都來自於他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幾十年來，美國媒體在塑造對中國的看法方面，其影響非常大。但大多數新聞消費者並不真正了解他們正在閱讀或觀看的新聞是怎麼來的。正如任何記者會告訴你的那樣，我做了30年的駐外記者，新聞的採集過程，人們決定報導什麼，與誰交談，去哪裡，他們在傳輸他們的報導時所面臨的挑戰，往往是在困難的條件下，他們面臨的來自不同政府、官方機構以及老闆的壓力，都會影響你這個新聞消費者看到什麼。因此，我認為這將是非常有趣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是多麼重要，試圖有效地講述那些講中國故事的人的故事。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開始報導中國的？如果你是1948年美聯社駐南京的記者，當共軍開進南京的時候是什麼感受？當你無法進入中國大陸時，試圖從香港報導文化大革命又是什麼感受？開設第一家美國媒體駐中國分社去報導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感受是什麼？報導中國的崛起，試圖弄懂習近平的發跡，報導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所有這些背後的、幕後的敘述，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不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的理解，也有助於他們在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時思考他們所讀到的和看到的。 記者：您能否給我們講一些您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時鮮為人知的故事？ 齊邁可： 1987年，我為CNN開設了北京分社。當時，我認為，特別是對美國人來說，中國還是一個未知的地方。對我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整個（駐華）經歷中最有意思和最令人滿意的部分不是那些高層政治，而是試圖向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電視觀眾傳達一種感受，因為在所有其他競爭對手到來之前，CNN作為全球電視網絡的領先者，越來越多地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務，就是在這麼多年的冷戰敵對之後，普通中國百姓的生活是什麼樣的，讓中國更人性化。也就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做些什麼，他們如何處理那些世界各地人們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挑戰，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當然後來爆發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由於歷史的偶然，CNN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個偶然的背景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獲邀來北京與鄧小平舉行首腦峰會，從而結束中蘇衝突。這是件大事，中國當局希望國際媒體廣泛給予報導。因此，他們允許CNN和其他國際廣播公司攜帶衛星天線和各種非常花哨、昂貴的大型設備進行轉播，目的是報導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但後來示威者者佔據了天安門廣場本應為中蘇峰會搭建的舞台。 正因為我們能夠把這些設備帶進來，這使得提供現場報導成為可能。今天，你可以用iPhone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直播。因此，人們往往很容易忘記，從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的中心地帶進行電視直播是多麼大的突破，對許多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來說，這個國家似乎仍然非常遙遠，是神秘的未知領地。因此，這的確是一個里程碑，不僅是在中國歷史上，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這場危機、鎮壓和隨後產生的政治變化。 但就新聞界、新聞史而言，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在今天，人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可以看到來自任何地方的現場視頻。但當時並非如此。在報導方面，這確實是一種開拓性的突破。作為CNN北京分社的社長，我很幸運地見證了這一切。 記者：報導中國一直是困難且有挑戰性的。但正像您在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過去的70多年裡，美國記者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所不同。您能否介紹一下美國記者在報導中國時面臨挑戰的變遷？ 齊邁可：報導中國一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原因有很多，但正如我在《報導中國》一書中所記錄或採訪的人所敘述的那樣，這些挑戰在某些層面上是不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卻又是相似的。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有將近30年的時間，中國對美國媒體是個禁區，除了極少的例外。因此，對中國的報導其實主要是從香港發展起來的，有幾代被稱為是“中國觀察家”的記者，他們處在中國大陸之外，試圖通過研究官媒的內容，通過採訪偶爾出差的中國人，通過採訪難民，通過與外交官的交談，與情報人員的交談，把線索放在一起，嘗試拼湊出一個景象。 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去中國變得容易了一些。然後隨著1979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美國新聞機構被允許在北京開設分社。然而，真正的挑戰是在實地。美國和其他外國記者面臨的問題一直是他們希望到各地採訪，不受限制地與普通人接觸，衝破中國共產黨為控制有關中國的敘事而豎起的那道保密牆，而事實上，中共決心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因此，這一直是一種持續的緊張關係。在不同的時期，限制和約束時緊時鬆。這取決於中國國內的政治氣候，也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狀況。 但總是有這樣的經歷，一茬又一茬的記者想去某個地方，想和某些人交談，想看某些東西，而當局不希望他們這樣做，於是記者們採取了各種手段、策略和戰術來繞過這些限制。有時他們成功，有時他們失敗。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變得更加國際化，並遵循一些國際規範，比如股票IPO和商業合作，這為記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因為現在中國公司發布了招股說明書和年度報告，並有國際投資。所以這對記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你提到的張大衛(David Barboza)，他在為《紐約時報》工作時，通過揭露溫家寶總理親屬的隱秘財富而獲得了普利策獎，當時有很多猜測，說一定是有人向他洩露了一些內部的機密文件。 而事實上，他是從現有的公開記錄中得到了這一切。他只是了解如何研究這些信息，並能夠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在最近幾年，雖然政治氛圍變得更加糟糕，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國內管控全面收緊，這也包括對記者的待遇。因此，對於記者來說，到處採訪以及與人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獲取信息更加受限。 當然，在新冠疫情初期，近二十名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被驅逐。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和西方記者進行了一系列譴責。這樣一來，許多普通中國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因此，很少有記者能夠在採訪中遇到友好的人或者願意與他們交談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政府，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這種宣傳，他們也將西方記者視為間諜、敵人或反華分子。所以這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也非常不幸。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新聞消費者來說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信息更少。我認為這也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為不允許記者到各地旅行，並獲得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是可能的信息渠道，這意味對中國的報導將更加聚焦於高層政治和中美緊張關係等方面，而沒有關注到中國這個有著14億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國家，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希望、夢想、願望和挑戰。這對於記者想要報導的人性化視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這些都已經缺失了。 請同時參閱：澳美記者被逐外國駐華媒體報導遭遇“寒冬” 記者：誠如您剛才所說的，外國記者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特別是近年來，他們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脅。然而，這些記者們仍然熱愛他們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並克服困難發回報導。您能否介紹一下，駐華外國記者是如何頂住壓力開展工作的？ 齊邁可：在某種程度上，壓力、威脅和風險是新聞業的天性，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實際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記者們都面臨著法律訴訟和人身危險。我的朋友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曾與我在CNN工作多年，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她在菲律賓面臨多個法庭案件，如果被定罪有可能入獄多年。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你只能接受這是你所冒的風險之一。但是，如果你重視新聞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理念，認為公民應該得到信息以便自己做出決定而不是被告訴該如何思考，那麼你會覺得這是值得的。但確實在中國生活的壓力正變得非常大。這種情況會因時期而異。我在北京住了八年，從1987年到1995年，我在那裡的前幾年，也就是80年代末期，中國非常開放和放鬆。然後是天安門事件的鎮壓，情況變得非常緊張，之後的一年半時間幾乎不可能採訪任何人或做什麼事情。 但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和增長開始了，中國變得更加開放。所以這是波動的。我認為不幸的是，在過去六年左右的時間裡，記者面臨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劣，人們所面臨的總體環境更加嚴峻，與外國記者接觸的中國人所承擔的風險也變大了。近年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調查一再顯示，記者們發現自己面臨人身威脅，他們想採訪的對象受到恐嚇，他們計劃的會議或採訪被迫取消。 這只是這個行業的特性。如果在某個時刻你覺得無法處理這些問題，那麼你就離開。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但是，中國是如此重要，對中國的準確理解是如此關鍵，特別是在今天。我認為仍然留在那裡的記者會覺得承受所有這些壓力是值得的。我知道，很多被迫離開或驅逐出境的記者會非常高興再次回去，儘管會面臨壓力，但還是會再去。 記者：我們在坊間時常能聽到一些說法，認為有的外媒對中國的報導是某些反華陰謀的一部分，是外國媒體配合西方國家政府對中國的“信息戰”，事實是這樣嗎？ 齊邁可：有一些人，特別是在中國或者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傾向於認為很多中國報導都是反華的或者是陰謀的一部分。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我寫《報導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準確、更真實的記者工作描述。記者並沒有參與與任何陰謀，他們每天都在尋找什麼是有意思的話題，什麼是新鮮的，什麼能揭示中國的運作方式。他們努力獲取信息並將其變成新聞報導發佈出來，以便讓讀者和觀眾可以理解。他們受到各種力量的衝擊，當然有很多人試圖影響和塑造記者的報導內容。但是一位優秀的駐華外國記者，我必須說，報導中國的美國記者中絕大多數都是非常有經驗、睿智和老練的。他們都理解這些。但我認為，人們必須明白的是，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新聞的本質是什麼。在美國，新聞報導的宗旨是給黑暗之處帶去光明，追究當權者的責任，公開強大利益集團不希望被公開的事情，這與在中國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擔任駐外記者的角色一致。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政府不喜歡新聞媒體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維護新聞自由是一場持久的鬥爭。 所以外國記者並不是帶著反華議程來的，說我來中國就是想說中國的壞話。事實上，大多數像我這樣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已經花了多年時間去學習語言。他們喜歡這個國家，喜歡這裡的人們，甚至願意舉家搬到這裡生活。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討厭這個地方，而是因為對它感興趣，有同情心並且想更好地了解它。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成為政府的喉舌或任何特定團體的代言人。他們會尋找那些解釋事實真相的議題，不是宣傳，而是反映社會和體制如何運轉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才會有《紐約時報》的張大衛起底中國高層領導人隱秘財富的報導，還有彭博社傅才德(Michael Forsyth)揭露習近平親屬如何積累數百萬美元的商業利益並在香港購買別墅等事實真相的報導，等等。 這就是事實，如果有文字記錄，那麼就會成為一篇報導。我認為，記者的標準是，這是否有趣、新鮮，是否能讓人們了解中國社會、政府和製度運作的現實情況，這並不是出於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而是西方媒體記者和美國記者在本性上就傾向於持懷疑態度、不信任權威、想要親眼見證事情的真相，並對那些試圖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人感到非常憎惡。但這不僅是中國的情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這樣。但這的確是一種文化上的衝突，與中國共產黨看待新聞工作的方式完全不同。 請同時參閱：習家財富知多少，負面報導阻接班？ 記者：由於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報導中國變得越來越困難。您的這本書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驅逐”和“大門關上”，反映了這種變化。在習近平治下的當代中國，美國記者如何報導中國，完成他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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